摘要： ??在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所谓的“本科生转专业制度”，并不是到了本世纪方才出现的新鲜事物。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诞生之初，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的...
??在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所谓的“本科生转专业制度”，并不是到了本世纪方才出现的新鲜事物。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诞生之初，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的学生都可以比较自由地在校内转专业，不仅如此，就连校际之间的转学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而且这种状况基本上一直涵盖了整个20世纪前半叶。
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开始全盘照搬苏联模式，过度追求“整齐划一”，导致学分制、选科制、主辅修制、本科生的导师制以及转学、转专业制度这些已经沿袭了数十年之久的基本教学制度统统都被废除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被人们所淡忘。直到70年代末，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先后进行，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开始努力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而上述早已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先进教学制度，也在中断了数十年之后，纷纷得以恢复。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百余年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上来看待“在全国率先施行本科生转专业制度”这个问题的话，由于早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初创之时，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自建校伊始即允许学生自由转学，这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与创新，因此，到底谁才是这个“率先”，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如果是站在自改革开放以来转学、转专业制度在中国高校中的逐渐恢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2002年开始“施行本科生转专业制度”的复旦大学，是否算得上是“在全国率先”呢？非常遗憾，事实上，就这个年份而言，别说是“率先”了，都不知道落后多少年了！！！
现在，我就将我们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再版时更名为《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并增订了不少内容）一书中的相关内容摘录于下，让所有胡乱吹嘘什么“2002年，复旦大学在全国率先施行本科生转专业制度”以及对这一谬论信以为真的人好好地开阔一下眼界——
武汉大学由于实行了教学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制的实施，在学生中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涌现了大批横向成才的先进典型。例如，学历史的，有多人成了报业领导人；学哲学的，许多人成了企业家；学外语的，有多人成了国际法专家和司法部门高级领导人；学数学的，有一些人成了经济学家和亚洲银行的高级雇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教学制度的实施，这些优秀的人才，要么被埋没，要么学非所用，造成人才上的极大浪费。
尊重学生的志趣，这是一条被公认的教育原则，但是在传统的教育制度下，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例如，在统一高考升学时，学生填报专业志愿时，要么奉父母之命，要么由班主任包办代替，即便是自愿填写的，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一旦进入大学以后，就犹如嫁出的姑娘、泼出的水，是永远再不能改变的了，这还被美其名曰“坚持国家招生计划的严肃性”。
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否根据自己的兴趣而转换系科和专业呢？在计划经济相应的教育体制下，这是一个禁区，那时是没有人敢于闯这个红灯的。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那么大的勇气，居然在没有领导部门的批准下，从1981年起，在校内实行转学制度。
我是如何萌发创立转学制度的想法呢？这要得益于我和大学生之间的沟通，一般来说，我们之间没有代沟，他们不仅把我看作一校之长，而且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从来不称呼我的衔职，而昵称“刘道”，甚至是“我们的刘道”。除了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以外，还常常收到他们写给我的信件，其中有批评、有建议，也有他们的烦恼与要求。对我震动最大的是当时生物系的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的一封信，他写道：
“亲爱的校长：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简直苦恼到了极点！我自幼喜爱文学，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然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却把我录取到了生物系，尽管生命科学是当前的热门，可是我对它却没有一点兴趣。每当我学习解剖课时，我想我也是一只兔子，现在不也是被放在砧板上，被人用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宰割吗？校长，请你救救我，不要把我再当作兔子……”
看了这封信，我的心情难受极了，难道我们的教育就这样的残忍吗？为什么要强迫学生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专业，又为什么不允许人们选学他们喜爱的专业呢？我切身体会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这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禁区一定要打破。于是，我批准田贞见转入中文系学习，他如鱼得水，学得生动活泼，他不再是一只被解剖的兔子，而成了驰骋千里的“千里马”。他现在已是一个知名的作家，出版了10多部小说，还担任了《少年文学报》的主编。
转学制度一推出，立即得到广大学生们的拥护，他们把它称作是学习的解放运动。
我校实行的转学制度，是广义上的转学制度，在尊重和保护学生兴趣的前提下，允许学生不仅在系内各专业之间转换，而且还允许学生在系与系之间、文理科之间，甚至是校际之间转学。例如，中文系78级学生徐传毅对数学有着特别的爱好，他转入数学系以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录取为研究生，别人需要5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而他5年却拿到了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更为荣幸的是，他毕业后立即被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聘为副教授，这不能不认为是他的实力的体现。
另一个转学的学生王小村，可以说是一个怪才，关于他，还有一段既使我为难又使我感到骄傲的故事。
他原是历史系77级学生，不安心本专业学习，却执著地对神农架的野人感兴趣，他要求转到生物系学习。他说，如果不允许他转学，也许他会成“野人”。经过生物系教授对他的考察，他的确掌握了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于是同意他转入了生物系。但是，他不太重视课堂学习，主要精力放在野外考察和业余科学研究上，可是，到了毕业时，他有两门必修课不及格，按学籍管理规定，只能发给他大学结业文凭，而不能颁发毕业文凭，更不能授予学士学位。对此，他并不服气，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找我，他问道：
“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
“两者都重要，不过一般来说，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
“校长，你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学生自认为符合校长提出的要求。因此，希望校长特批，准予给我颁发合格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
多么聪明的学生！他以我之矛攻我之盾，以达到看似不合法但又是合理的目的。
当然，我很欣赏他的才华，于是，作为特例，我批准给他颁发了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我任校长8年中惟一的一次破例。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医院癌肿研究所工作，应当说这是很符合他的特长的。
两年以后，王小村带着他新发表的论文，再一次找到我，提出了使我更加为难的问题，他说：
“校长，癌肿研究所对我不太合适，我希望调回母校工作，以利于我今后的发展。”
“你要调回学校工作，必须要征得生物系领导的意见，由于你当年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们对破例给你颁发毕业文凭一直持反对态度，因此，你要回生物系工作可能很困难。不过，我可以试一试，不知能否说服他们。”
武汉大学科研工作一直薄弱，王小村科学研究能力强，有创新精神，从内心说，我是同意调他回来的。但是，在征求生物系领导意见时，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一致拒绝接收，并说：“毕业时有两门主课不及格，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把他调回来当教师，也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教师，那只能是误人子弟。”
顶牛很厉害，经过多次商量，我没有说服生物系的领导，受爱才之心的驱使，最后我还是决心把王小村调回来，并约请生物系的领导作了一次交谈，我说：“我们在对待王小村的评价上，的确存在不同的看法，尽管你们不同意，但我还是要把他调回来，你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至于王小村是不是一个人才，我们暂不作结论，让我们观察他5年，如果他的确是一个人才，那是母校的幸事；假若他成不了才，那只当在我们2200个教师队伍之中又增添了一个不合格的教师，你们可以惟我是问，我也愿意就此向你们检讨。”
由于我的固执，王小村于1984年调回到武汉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颇为争气的是，次年他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第14届肿瘤学术大会，宣读了他的学术论文，获得较好的评价。会后，他被聘请为英国皇家化学会的会员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海外评审委员。1987年，一个险些连学士学位也拿不到的他，居然被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邀请去做博士研究生，于1993年获博士学位，后被英国牛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聘为客座教授，现为美国法摩康公司总裁。
我校转学制度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时人才有如“孔雀东南飞”一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来。
但是，由于学校隶属关系、学籍和户口制度的限制，办理转校手续要比校内转学困难得多。据我知道，当年由校外转学来的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例，其中之一是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的李凡。他是一名高材生，但一心想学管理，于是转入我校管理学院，本科毕业后，他又考取了中南财大的研究生，获得了工商硕士学位。由上海同济大学转入我校生物系的覃可，后考取美国大学的研究生，现在已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
在学习期间，李凡与另一位特殊学生黄晚霞都是来自安徽的青年，都是与我交往较多的学生。黄晚霞是安徽省巢湖养鸡专业户，事业有成，渴望到我校学习。经研究，我们作为特例，免试录取她到管理学院学习，并对她采取了特殊帮教措施。
有一件事，充分体现了我们之间的情谊，也使为师的我感到了最大欣慰。1988年2月10日，我突然被免去了校长职务，他俩很难过，想送给我一件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于是，他俩利用寒假到广西深山里寻找金矿，向当地农民学习土法冶金技术，用他们自己采集的矿砂，炼出了一颗像衬衫纽扣那样大的金块，把它放在一个小首饰盒里送给我。当我拿到它时，心情格外激动，它虽然不像金条、金器那样贵重，但是它体现的却是金子般的心，情义无价呀！
实行转学制度的确有一定难度，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1985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曾问我：“道玉同志，转学制度好是好，就是怕乱了套。我们也想学习你们的经验，但担心学生都拥向了热门专业，而那些冷僻的专业又有谁肯学呢？”我解释说：“从理论上说，你担心的那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但从我校执行的情况看，并没有乱套。凡事都有其规律，只要找到某种制衡的机制，制定一套审批转学的办法，区别具有真正专业爱好和特长与见异思迁学生的界限，就可能使转学制有条不紊地进行。”
笔者在此作一点补充说明——刘道玉在上文中提到的“中文系78级学生徐传毅”，实应为77级，和全国所有的77级学生一样，他是在1978年春正式入学的，而且他在当年秋天就转入了数学系！当时，刘道玉还在教育部担任高教司司长，尚未回到武汉大学。前几天，笔者专门就此事询问了刘道玉老校长，他说此事是他“幕后操作”的。另外，徐传毅本人后来也写了一篇题为《从文学到数学》的回忆文章，其中的第一个小标题便是“从中文系转学到数学系”，文中写道：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选报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我的学号在中文系77级新生中排在第一个——777001……
……母亲跟我商量以后，尝试让我从中文系转到数学系去。
幸运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学已经率先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试验高地。刘道玉等校领导思想解放，处事开明，开始在学校尝试推行学分制，所以数学系与中文系的领导能够考虑我的转系要求……
……因校领导刘道玉当时思想很开放，教务处对我转系的事没有阻挡。
……最终我很幸运地从中文系转到了数学系。据说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早在1978年秋（此时改革开放尚未开始实行），武汉大学就有学生在校内成功转系。1981年，学校正式在校内实行转学制度。另外，1984年8月19日，武汉大学教务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尊重学生志趣鼓励学生“冒尖”》的文章，文中透露，“近年来，我校共为四十多名学生办理了转系、转专业手续，其中文理科间互转的有九名”。
总之，事实再清楚不过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武汉大学在全国各大高校中率先恢复实施以往的转学（专业）制度，就已经在全国教育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与复旦大学同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当时就有学生千里迢迢地成功转入武汉大学就读。然而，谁能想到，短短20年过后，复旦大学方面居然开始宣传起“2002年，复旦大学在全国率先施行本科生转专业制度”！怎一个孤陋寡闻、自吹自擂了得！不觉得羞愧吗！
还有一个小问题，笔者也挺好奇的——不知道在2002年复旦大学终于开始“施行本科生转专业制度”之后，从该校历史系转到化学系就读，“如今已是武汉大学教授的顾栋”，在来到武大任教数年之后，有没有最终发现这个真相——虽然顾老师的母校当年的这项改革举措令他受益终生，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其母校的某些人士却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的虚假宣传！
写到这里，顺便再提一下与此事颇为类似的另外一件事——在1977年8月由邓小平同志召集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是谁最早公开提出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建议的？假如我们就此问题去询问复旦大学的广大师生校友们，那么，得到的答案很有可能是——苏步青，假如我们就同样一个问题再去问一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师生校友，则答案多半会是——温元凯。
话说五年前，我们武汉大学现任校长从中科大“空降”而来，在其正式上任之前，校长大人到校后的第一站，便是来到由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手布置起来的武大校史馆参观，当时，本馆展板上的这几张图片，让我们的新校长大吃一惊——
校长当时跟我们大家说，他以前一直都以为率先提出恢复高考的是中科大的温元凯，因为他们学校长期以来都是这么宣传的！然而，眼前的这几页“白纸黑字”的历史证据（这是笔者当年布置展览时亲自向查全性先生借来扫描的），让他不能不承认这个铁的事实——率先倡言恢复高考的，其实是武汉大学的查全性！于是，校长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中科大以后不能继续这么宣传了。在我个人看来，这句话就充分体现出了一位科学工作者与大学校长的“实事求是”精神——尤其值得复旦大学的宣传工作者们好好学习！
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武汉大学校史馆所展示的一张表格——
武汉大学当年的这些改革措施，从时间上来看，的的确确都是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实施的（至少也是“并列第一”），完全无愧于那个火热的改革年代“全国高校中的深圳”与“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之名号！
行文至此，可能会有一些好事之徒心生疑窦——你平时不是三天两头地猛烈抨击武汉大学校史浮夸、造假吗？怎么这一次却又为武汉大学说好话了呢？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谁正确我自然就支持谁！（而不是我支持谁谁就一定是正确的）事实上，和某些人“屁股决定脑袋”的惯常逻辑正好相反，鄙人的价值观和处事原则永远都是——“脑袋决定屁股”。
哦，对了，今天可是“记者节”，作为一名新闻学的门外汉与历史学专业人士，在对兄弟院校复旦大学全国领先的新闻学专业表示高度钦敬的同时，也想表达一点自己对于“新闻”与“历史”的粗浅理解——在我看来，新闻就应该一方面忠实地记录并创造历史，另一方面则以舆论为武器，努力推动社会的变革与进步，进而影响和改变当下及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但是，绝对不可以仗着一时的话语霸权，去歪曲和篡改过去已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愿以此与所有三观相合的新闻与历史工作者们共勉！
最后，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已经是我在20多天之内，第二次发帖子批评我们的兄弟院校复旦大学的相关人士了，20多天前的批评记录在此——技术帖︱如何科学地鉴定登州文会馆到底是不是中国第一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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