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爱尔兰女性文学主题变迁
张 丽1，邹带招2
摘 要：运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以典型文本为支撑研究爱尔兰女性文学主题的变迁，梳理总结出爱尔兰女性文学主题发展的三个阶段：以玛丽安....
爱尔兰女性文学主题变迁
张 丽1，邹带招2
摘 要：运用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以典型文本为支撑研究爱尔兰女性文学主题的变迁，梳理总结出爱尔兰女性文学主题发展的三个阶段：以玛丽安.埃奇.沃思（Maria Edge Worth）的《拉克伦特堡》(Castle Rackrent)为代表的早期追求性别平等和民族自由的主题；以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的《魔鬼情人》（The Demon Lover)为代表的现代追求女性自我成长的主题；以及以梅芙.布伦南(Meave Brenan)的《游客》(The Visitor)为代表的当代女性流散的主体性身份建构主题。
关键词：爱尔兰女性文学；主题变迁；女性主义；平等；主体性身份建构
爱尔兰这片沃土滋育了萧伯纳、叶芝、乔伊斯、贝克特、希尼、王尔德等世界文学巨匠；但是，由于长期处于父权文化的笼罩中，许多优秀女作家被湮没、被边缘化。所幸的是，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使爱尔兰女性文学日臻受到读者以及批评界的重视。
在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文化中，女性被定义为附属的、低下的他者，扮演着缄默无声的客体角色。因此爱尔兰女作家在文学写作中从未停止的就是找寻自我，建构女性主体性身份，逐渐消解传统文学中一以贯之的男性权威话语，使被边缘化的女性文学逐步走向中心。爱尔兰女性文学主题呈现多样性：女性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扭曲的女性个性、女性身份危机、性与爱、母女关系等等。然而，不论作品如何千变万化，女性的自我和身份是爱尔兰女性文学从未脱离的问题。一代又一代的女作家们一直在寻找答案。批评学者们对爱尔兰女性文学的研究正是循着她们的写作足迹而展开的。埃尔博赫.史密斯（Ailbhe Smyth）奠定了爱尔兰女性文学研究的基础，安.欧文斯.威克斯（Ann Owens Weekes）和克里斯汀.圣彼得（Christine St Peter）为爱尔兰女性文学的历史寻根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希瑟.因格曼(Heather Ingman)以及杰拉尔丁.米妮(Gerardine Meaney)则从性别与国家这个角度来研究爱尔兰女性文学。受政治的影响，这些批评学者的着力点在政治文化主题的研究上。随着政治生活的稳定，以及在女权运动的冲击下，一批学者根植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关注爱尔兰女性文学中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从女性主义视角把爱尔兰女性文学研究推向了更深刻、更丰富的层次。然而，尽管爱尔兰女性文学始终在表现女性意识和女性自我，国内外却鲜有研究用女性主义来研究爱尔兰女性文学主题的变迁。因此，本文试图用女性主义视点全面考察爱尔兰女性文学，以梳理爱尔兰女性文学中的主题变迁。
爱尔兰女性文学的主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具备典型性和代表性。爱尔兰女性文学主题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展现不同的三个历史阶段：以玛丽安.埃奇.沃思（Maria Edge Worth）的《拉克伦特堡》(Castle Rackrent)为代表的早期（1860年以前）追求两性平等与国家自由的主题；以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的《魔鬼情人》（The Demon Lover)为代表的现代（1860—1945）的追寻女性自我的成长主题；以及以梅芙?布伦南(Meave Brenan)的《游客》(The Visitor)为代表的当代（1945以后）女性流散的主体性身份建构的主题。
一、早期：追求男女两性平等和民族自由
爱尔兰传统规范化的父权性别政治表现出男女以及国家的不平等权力关系。首先，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权力关系：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或财产，长期生活在强权压迫下；其次，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关系：爱尔兰处于被英国控制利用的被动地位。因此，这个时期的爱尔兰文学里控诉英爱不平等关系、追求爱尔兰民族自由的主题十分普遍。而女性文学相对于男性文学多了一层性别上的关照，所以早期爱尔兰女性文学糅合了追求男女平等和民族自由的双重主题。这个时期有四个主要女作家：弗朗西斯.谢丽丹(Frances Sheridan nee Chamberlaine)（1724—1766），安娜.威勒(Anna Wheeler)（1780—18480），欧文森(Lady Sydney Morgan nee Owenson)（1776—1859）以及玛丽安.埃奇.沃思（1767—1849)。其中玛丽安.埃奇.沃思最具代表性。她通过塑造一系列不守规矩的妻子形象引领着爱尔兰女性勇敢追求性别平等和国家自由，奠定了爱尔兰女性文学的基础，并被称为“爱尔兰的奥斯丁”。她的处女作《拉克伦特堡》(1800)被誉为爱尔兰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埃奇沃思在作品中以男性老仆人为叙述者，讲述了爱尔兰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拉克伦特家族四代人的衰败历史，其中贯穿着男
女性别不平等的政治关系，而这种两性不平等关系又进一步揭示了英爱两国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关系。因此，埃奇沃思在《拉克伦特堡》中不仅呈现了女性追求两性平等的主题而且隐含了爱尔兰追求国家自由的主题。首先，埃奇沃思在《拉克伦特堡》中刻画了四个追求两性平等女性形象来阐明女性追求两性平等的主题：莫塔的妻子、基特的妻子杰西卡、康狄的妻子伊莎贝拉以及叙述者的侄女朱蒂。其中朱蒂表现得最彻底。她说：“成为拉克伦特夫人，但却没有城堡了，就像一辆马车失去了马，这又有什么意义？”[1]其次，埃奇沃思以男性叙述和隐喻的方式来表达追求国家自由的主题。反思《拉克伦特堡》中不平等的男女权力关系，不难发现，这种微观的性别关系背后隐藏着宏观的爱尔兰与英国的国家权力关系模式。因此拉克伦特堡四代女性追求平等之路的传承和发展也呼应着爱尔兰追求国家的自由的渐变过程。
总之，以埃奇.沃思的《拉克伦特堡》为代表的早期爱尔兰女作家们以追求两性平等国家自由这一双重主题为工具，唤醒了爱尔兰女性意识的觉醒，书写了爱尔兰女性文学的传统，为现代爱尔兰女性文学打下了基石。
二、现代：寻求女性自我的成长主题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爱尔兰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再加上 19世纪末，爱尔兰出现的影响深远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使得爱尔兰文学转向个体发展的主题上。就像张和龙所观察到的那样“他们把敏锐的直觉和力透纸背的笔触伸向爱尔兰繁杂万象的现实经验和个体生存，通过对普遍生命及其个体性方面的审视和关注，从而窥探人类生存的内在真实和本质”[2]29。女权运动的浪潮也随着文艺复兴接踵而至。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女性对于自我的思考不断深入：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紧接着两次世界大战也不期而遇。战争一方面给女性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和残害，同时又使得女性有了更自由的空间。在这样的矛盾境况中，女性个体的身份无处安放，身份的焦虑促使她们不断挣扎在失落与追寻的泥泞中。因此现代爱尔兰女性文学定位在了寻求女性自我的成长主题中。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女作家主要有格雷戈里夫人(Lady Augusta Gregory nee Persse) (1852—1932)，凯特.奥布莱恩(Kate O’Brien)（1897—1974)，伊丽莎白.鲍恩(1899-1973)。其中伊丽莎白.鲍恩成为这一时期这一主题的最典型的代表。她被称为 21世纪的简.奥斯丁，但不同于奥斯丁对浪漫爱情故事的钟情，由于她所处的动荡不安的大背景加之她个人挫折的人生经历，她的作品大多数反映了身份危机问题。因此终其一生，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作品中她一直在追寻女性自我。在她的众多作品中，以短篇佳作《魔鬼情人》(1941)为追寻女性自我成长主题的最突出代表。《魔鬼情人》主人公凯瑟琳在情人奔赴前线时，曾约定会等他回来。然而当她得知他生死未卜之后，便嫁给了别人。25年后，当她回旧宅整理衣物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情人的留书，约定和她相会。为了逃避情人的追逼，她逃出家门，上了一辆出租车，没想到刚好落入了情人的掌控之中。鲍恩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生动形象的细节和心理描写，还有哥特式的写作风格再现了在战争与男性双重压迫下女性追寻自我的成长历程。这种女性自我体现在：追求恋爱关系中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追求选择幸福的权利。
一方面，主人公在恋爱关系中追求平等权利，在自由中追寻自我。普洛宾总结福柯(Michel Foucault)谱系学意义上的“自我”为“局部化的权力管理、斗争和反抗的表现”[3]162。这种自我应该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被尊重的权利和自由的意志。首先，平等的话语权是表现女性自我的一种方式。正如黄华总结福柯笔下的“话语”为“无时无刻不在权力的控制、影响之下”[3]33。凯瑟琳在话别未婚夫的整个话别过程她只说了三句话，几乎是失声的。即使是挣扎着想要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也被未婚夫强制性地打断。但她仍然尝试去表达，表达失败之后通过回忆和思考觉悟到了她在话语中缺失的自我。其次，女性身体的被尊重也是体现自我的形式。女性身体应该和男性身体一样平等，享有不被侵犯和伤害的权利。但是，本该是柔情蜜意的送别时刻，未婚夫却是粗暴的，他总是“把她的手紧紧地按在军服胸部的纽扣上，动作不太温存，挺痛苦的。士兵按得太紧，纽扣在她的手掌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4]236。这个时候凯瑟琳感到的并非依依惜别，而是恐惧不安。她身体所受到的这种疼痛感，正在唤醒她自己不被尊重、被压迫的意识。再次，自由的意志是自我的重要体现。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并不关心女性的意愿，只是一味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性，把女性视为应该听从于他们的附属品。在这里，未婚夫迫使凯瑟琳要遵守誓约而没有考虑到她的未来，强烈的不舒服的压迫感对她来说禁锢了自我。凯瑟琳并非一个“负心女”，而是她对被迫接受的“誓约束缚”感到迷惘、愤恨和不可接受，正如文中对她的心理描述：“从她的禀性来说，不可能订下比这更‘邪恶’的誓约了”[4]327。因此，在情人走后，她非常平静，也没有多少思念；相反，她在思考她在这段恋爱中的位置，权衡“我”与他人的关系，更加注重自我、塑造自我、追求自我。
另一方面，主人公在追求选择幸福的权利中坚持自我。自我是“一个有选择性的自我，能够接触他者，唤起共同变化甚至共同存在的自我”[3]163。传统父权文化中，女性没有这种自我。大部分女性已经内化了父权文化的女性角色，甘于被动接受男性给她们做的选择。她们的幸福取决于男性。然而在女性意识的唤醒下，女性逐渐认识到这种自我的缺失，开始尝试着去追求想要的平等前提下的自由和幸福。《魔鬼情人》的主人公凯瑟琳就是这样在两次选择中逐步成长为坚持自我的女性。第一次是她在未婚夫失踪后，她没有选择继续坚守誓约，对男性为她做的选择说“不”，主动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她注意打扮，经常出门”[4]327。她如愿以偿，嫁给了爱自己的男人，生儿育女，过着幸福安稳的生活。第二次是 25年后，当她再次受到情人要她信守誓约的威胁的时候，她选择逃离恶魔的纠缠，一如既往地遵照着自己的心再次说“不”。即使在上了出租车，发现落入魔鬼情人的圈套时，她还在抗争着，“不停地大声喊叫，用戴着手套的两只手在玻璃隔板上敲打着。”[4]331她没有屈从于男性；相反，她不断地与男性的控制作着斗争，争取自由和自我实现。从这一点看，她秉承着坚持自我，捍卫幸福的信念。
伊丽莎白.鲍恩本身就是这个时期追求自由，实现自我的典范。在她的《人、事、物》(People,Places,Things)中明确地表明了她的女性意识。在主题为“女性”的部分，她说，“女性需要以自己为中心”[5]372，“她是一个有价值的人”[5]374。在她看来，女性值得拥有自由、快乐、幸福，朋友，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她也正是这样践行的。伊丽莎白.鲍恩在她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决定自己的才能在于写作，并为此奉献终身。面对“性冷淡的完满婚姻生活”，她并没有恪守妇道，而是经历了几段在父权制度下不可饶恕的婚外情。所以，在《魔鬼情人》中，她把自己的这种“追求自我的精神”赋予了主人公，让她从懵懂到觉醒到抗争最后成长为一个追求自我、坚持自我的新女性。伊丽莎白.鲍恩用自己的女性经验以及她作品中展现的追求自我的现代新女性为当代爱尔兰女作家们开辟自己的新天地树立了榜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本文地址：
/fudao/32421.html
版权声明：除特别声明外，德林博客的一切文章或资源都是本站原创，转载时请注明出处和链接。
